《论大禹治水主战场“四渎”和夏朝人文地望都邑皆在东夷地区》

聂邦瑞

摘要：寻找夏朝首个国都即夏文化源头考古与夏代史研究，中国历史学界、考古学界一直作为最高成就、主要奋斗目标与光荣使命。针对傅斯年《夷夏东西说》错误观点影响，王国维、李学勤、王献堂等不少专家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地在东方”，“夏文化源头所在地在东方”。“东方”就是原东夷海岱地区，即泰山、沂蒙山脉为主的鲁南汶泗、沂沭流域。这里既是“三皇五帝”诞生地、“大禹治水”主要对象“四渎”与夏朝所在地，又是协助大禹治水的伯益出生地与《山海经》所在地。本考古研究课题主要利用上古人文坐标体系和历史地理坐标体系等，填补夏代史研究的大量空白，初步揭开“三皇五帝”谜底。

关键词：舜帝  大禹  东夷  夏朝  鸣条  四渎  会稽山  鄅国  启阳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时发表重要讲话：“我国古代历史还有许多未知领域，考古工作任重道远。比如,夏代史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又比如,‘三皇五帝’等史前人物，是神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人？也需要考古工作去揭开谜底。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重要讲话，为今后我国考古工作与历史研究指明方向，成为我国考古工作与历史研究的重要遵循。

本人考古与历史研究课题《论大禹治水主战场“四渎”和夏朝人文地望都邑皆在东夷地区》，简称《夏文化源头考古研究》，旨在填补夏代史研究的“大量空白”，致力于揭开“三皇五帝”的“谜底”。围绕大禹治水、夏代史研究和寻找夏朝，依靠文献史料，结合上古人文坐标体系和历史地理坐标体系进行综合考古研究，并创新理论与方法。

                                      一、夏文化源头考古研究选题历史依据及其重大意义

     随着我国考古发展与历史研究深入，历史文献《尚书》、《左传》、《孟子》、《史记》，以及各地《州志》、《县志》等发挥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尤其是史书《竹书纪年》的独特地位与巨大作用凸显。西晋咸宁五年，即公元279年，即晋武帝司马炎东征伐吴使“三国”归晋的前一年。因汲郡的盗墓贼不准盗掘魏襄王坟墓，使西晋朝廷交发现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撰写的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这部中国最早的史书有幸躲过秦始皇“焚书坑儒”浩劫，后来成为中外学术界公认的最为真实的先秦史史书。《竹书纪年》有今本和古本之分。古本《竹

书纪年》共有13篇，自大禹建立夏朝即公元前2070年开始纪年，止于公元前299年。《竹书纪年》称：“（夏朝）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上世纪末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发布的夏朝断代，主要依据《竹书纪年》。因此《竹书纪年》信史地位不容置疑，“疑夏论”休矣！自1959年开始在豫西晋南的夏朝考古，至今已六十多年，尽管以“二里头遗址”作为晚期“赫赫夏都”，中国学术界一直把寻找夏朝早期国都即夏文化源头考古与夏代史研究中，却产生岐异与纷争。夏代史研究成为学术界重头戏。夏朝历史共计471年，可谓信史。

《史记·夏本纪》称：“当尧帝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4000年前华夏大地上，由于天文、地理、气侯等诸多原因，导致发生特大洪水泛滥。因此使鲧、禹父子登上治理洪水的历史舞台。《史记·夏本纪》称：“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鲧用“湮塞法”治水，九年治水，以失败告终，“舜殛鲧于羽山”，下场可悲。鲧被殛杀的“羽山”在哪里？［1］舜帝令鲧之子大禹继续治水。大禹用“导泄”法治水，成效显著。大禹在皋陶、伯益、后稷协助下，把滔滔洪水导入东海。大禹治水时曾三过家门而不敢入，十三年治水，大功告成。《史记·殷本纪》称：“作《汤诰》：‘维三月……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此说证明大禹治水主要对象是东方“四渎”。何谓“四渎”？就是流入东海的四条河流：江、济、河、淮也，即“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

《尚书》也能证明大禹治水主战场是东方“四渎”。《尚书·禹贡》称：“淮沂其乂，蒙羽其艺。”是说大禹把“四渎”中的淮水、沂水治理好了，从蒙山至羽山地区稼穑丰收、百姓受益。众所周知，“四渎”中的“北为济”是“济水”，“西为河”是“大河”，“南为淮”是“淮水”。但“四渎”之首的“东为江”是“沂水”，几乎没有人知道。

著名历史学家石泉先生《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曰：“根据大量古文献记载考证，古代之‘江’并非今之长江，而是山东东部由北向南、蜿蜒入海的沂河。”石泉先生认为“四渎”之首的“东为江”是沂水，是根据大量古文献记载考证得出的结论，绝对不是主观臆断。自古以来，唯有沂水所在地人们和极少数专家学者知道“东为江”是沂水。《沂州府志》、《临沂县志》等史料中出现“江南”二字多处，皆知道“江南”就是“沂水”之南，就是“贛榆”之南；但自古以来，包括司马迁在内的许多专家学者都把“四渎”中的“东为江”当作“长江”，根本不知道“四渎”中的“东为江”是“沂水”，即今沂河；《史记·五帝本纪》称：“舜践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司马迁认为舜帝南巡狩时，崩于“苍梧”，葬于“九嶷”，皆在“江南”的“零陵”，即今长江之南的湖南省永州市；司马迁关于舜帝崩于长江之“江南”“零陵”的观点正确吗？

《孟子·离娄上》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经古代文献研究与历史地望考证，舜出生地“诸冯”在临沂平邑县；舜崩地“鸣条”，《竹书纪年》注释称：“鸣条有苍梧之山，（舜）帝崩遂葬焉，今海州。”证明舜帝崩葬地根本不是长江之南的“零陵”，即今湖南省永州市，而是“沂水”之“江南”的“鸣条”，即今连云港市海州区云台山。由此可见，舜帝生卒之地皆在东夷，舜帝是东夷人无疑。

司马迁不仅仅关于舜帝崩于长江之“江南”“零陵”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而且关于禹帝崩于长江之“江南”“会稽”的观点更是极端错误的。《史记·夏本纪》称：“太史公曰：禹为娰姓……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名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竹书纪年》称：“帝禹。五年，巡狩，会诸侯于涂山。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

因此说司马迁《史记》中所指的“江南”，不仅误导人们二千多年之久，而且对研究舜帝，尤其是对夏朝考古危害甚深。

就不会知道大禹治水主战场即重点区域在哪里，就不会知道大禹的丰功伟绩是什么，就不会知道大禹建建立的夏王朝在哪里。如何研究大禹与夏朝？“四渎”之首的“东为江”即沂水，无论是在大禹治水当中，还是在夏朝当中，都具有独特地位。但非常遗憾的是，包括司马迁在内，自古至今有许多专家学者仍然认为上古时的“东为江”就是“长江”，根本不知道“东为江”就是“沂水”，即今沂河。唯独《沂州府志》、《临沂县志》有“江南”是“沂水”之南，是“贛榆”之南。［2］如果把“四渎”之首的“东为江”当作“长江”，则大错特错；如果认为舜帝“江南廵狩”，就是到长江以南视察，则大错特错；如果认为《史记·夏本纪》称：“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名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则大错特错。至今许多专家学者不知道“四渎”，不知道“江南”，怎能正确诠释大禹治水？怎能全面揭示大禹建立的夏朝奧秘？怎能填补夏代史研究的“大量空白”？怎能致力于揭开“三皇五帝”的“谜底”？

 既然淮沂与蒙羽之地是大禹治水即建功立业之地，又是“夏后”氏众多部落方国聚集之地，大禹在沂水之畔的封地“鄅国”邦畿启阳建立夏王朝，顺理成章。接着大禹平水土，分九州，创律法，铸九鼎，创基业。《禹贡》称大禹定的九州是：冀州、青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豫州。  

大禹治水成功，建立丰功伟绩，所以舜帝禅位于大禹。古本《竹书纪年》称：（大禹在）“禹都阳城”建立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禹立四十五年。”《史记·夏本纪》称：“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史记·夏本纪》又称：“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夏朝国都即“禹都阳城”究竟在何处？“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的“会稽山”，中国版图上有两座“会稽山”，一座是《山东历史地图》、《沂州府志》（沂州即临沂）等典籍中明显标注记载的“会稽山”，地址在山东省日照市（原属临沂）东港区两城镇西；一座是《浙江历史地图》、《绍兴县志》等典籍中明显标注记载的“会稽山”，地址在长江之南的浙江省绍兴越城区南面。《越绝书》称：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后，横行江淮，行霸琅琊，把越国国都从南方（绍兴）会稽山迁到北方琅琊附近的会稽山。越王勾践为何迁都？认祖归宗，叶落归根也；明明是“帝禹东巡狩”，即大禹到东面视察，“至于会稽而崩”，为何却把大禹崩地说成是南方绍兴会稽山呢？

看看大禹父亲鲧的薨地在哪里？就会知道大禹崩地究竟是在北方日照会稽山？还是在南方绍兴“会稽山？《史记·夏本纪》称：“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鲧被殛的“羽山”在哪里？《沂州府志》标注称：在城南七十里。“羽山”地址在今临沂临沭县和连云港东海县交界处；大禹既然“续鲧之业”，必然在父亲鲧没有治理好的东方“四渎”继续治水，根本不可能到二千里外的长江之南去治水，更不可能在南方会稽山崩。如果大禹崩在南方，为何夏朝历代帝王几乎都和东夷族“九夷”搅在一起？以末代夏帝后桀为例，则可证明夏朝国都一直在东夷地区。

古本《竹书纪年》称：“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是说夏桀讨伐岷山氏即蒙山有缗氏，得到琬、琰两位美女。因为夏桀冷落元妃末喜氏，于是末喜就和伊尹暗中勾结，二人成为内奸。《左传》称：“桀克有缗以丧其国。”《楚辞·天问》：“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国语·晋语》称：“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后世不少典籍中都有不少关于昔之伊挚“在夏”、“间夏”、“亡夏”的记载。此段记载中显示一个著名人文地理坐标“蒙山”，众所周知，“蒙山”北依泰山，东接沂山，南控七十二崮，地处临沂，位于海岱中心。《国语·晋语》还称：“夏桀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夏桀末年，社坼裂，其年为汤所放。……汤遂灭夏，桀逃南巢氏。”是说夏桀大兴土木，商汤乘机讨伐，桀失败后逃亡了南巢氏。南巢氏在哪里也无法考证，有人认为在巢湖一带，这只是“文字考古”，不可信。新出土的《清华简》记载桀逃亡南巢氏后，汤继续讨伐，桀再一次逃亡。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这是唯一可信的夏朝存在时间，一共471年，这个数据也被“夏商周断代工程”使用。

   《沂州府志》称：“沂州盖禹贡青徐地……古少昊氏之墟。……其地为齐鲁郯鄫诸境，负山距河，广茅及千里，东滨于海，南控江淮，青徐间一大都会也。……汉时为东海琅琊地。”［1］《山东历史地图》、《沂州府志》、《临沂县志》、《费县县志》、《平邑县志》、《日照县志》、《临沭县志》、《郯城县志》、《蒙阴县志》、《泗水县志》、《邳县志》等文献史料中都有关于蒙山伏羲洞、雷泽湖、尧山、华胥山、梁父山、云云山、历山、羽山、会稽山、禹王山、洛山、马陵山、舜过城、禹王台、禹王城、康王城、颛臾国、鄅国、鄫国、鄪国、舜水河、洛水、泗水、沂水、沭水等上古遗迹的记载与标注。这些上古遗迹与地望都在蒙山之阳临沂鄅国古城为中心的鲁南、苏北地区，或者说都在海岱地区的汶泗、沂沭流域，其中都隐藏着虞夏为大量历史人文

信息。因此，有不少专家认为蒙山汶泗、沂沭流域是中华文明起源地，临沂沂水之畔的“鄅国古城遗址”最有可能是当年大禹创建的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首个国都所在地。这是本人之所以把《论大禹治水主战场“四渎”和夏朝人文地望都邑皆在东夷地区》作为考古研究课题的根本原因。

旨在探索夏文化源头所在地的考古研究课题，初衷是既要填补夏代史的“大量空白”，又要揭开“三皇五帝”的“谜底”。不但要全面系统完整准确地阐述上古历史与中华文明起源，而且要充分揭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起承转合清晰脉络，为构建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体系奠定科学理论基础，并创造话语体系。

二十世纪末《夏商周断代工程》发布的《夏商周年表》称：夏代始于公元前2070年，终于公元前1600年，共历15世，总计471年。基本上和《史记、夏本纪》中描写的夏代史相符。这一结论彻底颠覆长期以来人们形成的“历史上没有夏朝”的错误认知。从此学术界把寻找夏朝的首个国都，即夏文化源头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重头戏。因此夏朝考古与夏代史研究则成为竞争局面。因此导致出现狭隘地域主义考古。在夏朝都邑考古与夏代史研究方面，主要有河南偃师“二里头说”、山东临沂“鄅国启阳说”、山东潍坊“寒亭说”。因为“河洛派”掌握中国考古学的话语权，所以目前“二里头说”占据竞争优势。原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李学勤先生说：“科学真理在少数人手里，甚至在个别人手里。”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原中心论”站不住脚。只有“多元一体说”，才是人间沧桑正道。只有把夏朝都邑考古与夏代史研究方向转移至东方蒙山汶泗、沂沭流域，才能找到科学真理。

当前中国考古不是“月朗星稀”，仍然是“满天星斗”。山东作为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命名地，无不充分彰显中华文明起源地、夏文化发源地的本质内涵与外在特征。自1959年开始在豫西晋南寻找夏朝国都的考古发掘，至今已64年，最终只弄出个所谓晚期夏都“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外部缺少考古学要求的同夏朝相关的历史人文地理坐标，內部缺少考古学要求的同夏朝相关的祭祀、文字等诸多元素。因此学术界对“二里头遗址”称为“赫赫夏都”产生巨大争议。舜帝之所以禅位于大禹，大禹之所以建立夏朝，主要是因为大禹具有治水的丰功伟绩。所以要寻找夏朝国都，研究夏代史，首先应该研究考证大禹治水主战场“四渎”在哪里？

四千年前的那场洪水泛滥，使东方成为泽国即重灾区。尧帝令禹父鲧治水，鲧用“湮塞法”治水九年，以失败告终，“舜殛鲧于羽山”。［2］舜帝令鲧之子大禹继续治水。大禹用“导泄”法治水，把滔滔洪水导入东海。大禹治水十三年，大功告成。《史记·殷本纪》引《汤诰》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是说因为大禹“四渎已修”，才使“万民乃有居”。证明鲧、禹父子治水主战场是东方“四渎”。何谓“四渎”？就是流入东海的四条河流，即江、济、河、淮也。石泉先生《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称：“根据大量古文献记载考证，古代之‘江’并非今之长江，而是山东东部由北向南、蜿蜒入海的沂河。”非常遗憾的是，至今仍有许多专家学者根本不知道上古时的“东为江”是“沂水”，不是长江。但他们却不懂装懂，故作高深。他们如何寻找夏都？

《尚书·禹贡》称：“淮沂其乂，蒙羽其艺。”是说大禹把“四渎”中的淮水、沂水治理好了，从蒙山至羽山地区稼穑丰收、百姓受益。既然淮沂与蒙羽之地是大禹治水即建功立业之地，又是“夏后”氏众多部落方国聚集之地，大禹在沂水之畔的封地“鄅国”邦畿启阳建立夏王朝，顺理成章。接着大禹平水土，分九州，创律法，铸九鼎，创基业。《禹贡》称大禹定的九州是：冀州、青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豫州。  

《史记·封禅书》称:“禹封泰山，禅会稽。”上古帝王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帝、舜帝等皆封泰山，禅梁甫山，禅云云山。唯独大禹“禅会稽”山）。《史记·夏本纪》称:“十年，帝禹东巡守，至于会稽而崩。”《墨子·节葬下》称:“禹东教乎九夷，道死会稽之山。”经考证，禹禅会稽的会稽山，禹会诸侯的会稽山，“帝禹东巡守至于会稽而崩”的会稽山，“禹东教乎九夷道死会稽之山”的会稽山，都是同一座会稽山。这座会稽山在沂蒙山脉最东端的东海即今黄海岸边，地址在今日照市东港区两城镇西。而泰山、沂蒙山文化圈中，只有这一座山叫会稽山。《山东历史地图》、《沂州府志》中都有显著标志与记载。证明帝禹崩的会稽山是北方日照（原属临沂）会稽山，绝对不是南方绍兴会稽山。为何鲧、禹父子治水主战场“四渎”在东方蒙山周围？为何鲧、禹父子分别崩于东方蒙山附近的羽山、会稽山？为何“九州”中有五个州在东夷地区？为何夏历特别适用于鲁苏皖豫地区？皆能够证明东方蒙山“两河流域”就是夏文化源头所在地。

鉴于上述事实与分析研究认为，傅斯年先生《夷夏东西说》违背历史事实。只有彻底改变寻找夏文化源头观念与思维方式，只有到东方蒙山“两河流域”，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夏都。必须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技术创新、实践创新，集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文字学、天文学、地理学等于一炉，以最新夏史研究与考古成果为标志，努力取得寻找夏都新突破。开创考古学、历史学关于夏代史研究更具有生命力的东方“海岱说”，主要是临沂“鄅国遗址说”。

该考古研究课题将为夏文化形成和中华文明起源提供科学理论与实证支持。不但会促进涌现大批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优秀专业人才，而且会促进产生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成果。既为当代经济、社会、文化、旅游、科技发展提供人才与智力支持，又为深入挖掘夏文化价值内涵，谱写考古学、历史学新的辉煌篇章提供理论支撑。对培根铸魂，增强文化自信，消除“疑古派”造成的民族虚无主义，粉碎“中国文化西方传入说”、“中国人类非洲迁移说”等谬论，増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该考古研究课题，无论是选题与创新程度，还是应用价值和重大意义，都是值得称颂的。

按照目前学术研究趋向和考古学要求，寻找夏朝首个国都所在地，即夏文化源头，必须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方法”为手段，重点围绕探寻夏文化源头，在加强研究考古材料、文献资料、历史传说等同时，着重创新夏代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历史学家陈淳先生《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称：“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应该善于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认为严重缺乏信史资料的上古史，确实很难用实证法得出令人信服的考古结论。”［2］夏代史严重缺乏信史资料，只有依靠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才能建立同夏代史研究和探寻夏文化源头相适应的理论与方法，引领夏代史研究和夏朝考古学实践。

                                      二、夏文化源头考古研究指导思想和主要思路及框架设计

《论大禹治水主战场“四渎”和夏朝人文地望都邑皆在东夷地区》考古研究课题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中国考古学、中国历史学的重要讲话为遵循，坚守中华文化立场，通古今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守正创新，为证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独特贡献。

主要思路是：利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种方法，即利用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献考古方法，结合现代科技考古方法，如利用碳14测年、遙感物探等科技手段进行综合考证。做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龙山文化遗址、岳石文化遗址，即虞夏时代遗址，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与田野考古发掘。借鉴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价值的夏史研究成果，把中国考古学最高阶段定格在上古时期的夏代，以最早夏文化面貌和“三皇五帝”史实，证明夏文化源头、中华文明起源地在东方蒙山“两河流域”，证明中华文明史六千多年，使中国历史中轴线、中华文脉上线延伸至伏羲时代。

总体框架设计是：把该考古研究课题作为一项重大考古项目，进行全面规划、顶层设计、综合研究、科学求证、寻根溯源。首先必须了解整个夏代史，即上古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大转折时期，以姒姓夏后氏族为主的东方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其次是通过逐一破解夏文化研究中的难点、重点、焦点，以问题为导向，构建每个节点为主的局部框架，显示每个夏文化元素的历史文化价值；三是以夏代史研究与考古发掘成果，科学地界定夏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即夏文化源头；四是以研究大禹治水作为探索夏文化源头切入点，以临沂“鄅国遗址”是夏朝首个国都考古研究为突破口，证明临沂“鄅国遗址”是夏文源头所在地。总体框架下又设计三项布局：

一是，以夏代史为主的上古史研究为基础，重新构建和阐释以夏代史为主的上古历史学。夏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夏文化是指夏王朝文化；狭义夏文化是指夏后氏文化。当前正在研究的夏文化，既包括广义夏文化，又包括狭义夏文化。把掌握的所有夏文化考古研究成果与上古史资料结合起来，在对上古文献资料（包括传说）梳理辨析与综合研究及逻辑推理基础上，加深对夏文化价值内涵理解。以上古“东为江”的沂水、古鄅国、古羽山、古会稽山，古江南、古鸣条、古苍梧山等为人文地理坐标,［2］以鲁南苏北为夏代史研究基地，以唯物史观重新构建和阐释夏代史为主的上古历史学,尽快形成夏代史研究的“海岱说”、“鄅国古城遗址说”、中华文明源头“东方蒙山说”，以此焕发夏代史及上古史研究的強大生机与活力。

二是，选择适合实际情况的夏文化源头考古研究方法，精准定位夏文化源头所在地。许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早就提出，探索夏文化源头，“方法”远比“发现”重要。探索夏文化源头主要有四种方法：一是都邑推定法，二是文化比较法，三是历史地理定位法，四是逻辑推理法。按照都邑推定法认为，四千年前龙山文化时期，即夏王朝即将产生之际，海岱为主的东夷地区,最符合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特征的都邑有四处：一是日照“尧王城遗址”，二是日照“两城遗址”，三是连云港“藤花落遗址”，四是临沂“鄅国古城遗址”。 临沂“鄅国古城遗址”最有可能成为符合考古学要求的夏王朝首个国都所在地；按照文化比较法认为，从时间、空间和文化面貌三方面综合分析，龙山文化时期的尧王城遗址、两城遗址、藤花落遗址则是狭义夏文化的禹域、夏邑，鄅国古城遗址则是广义夏文化的禹域、夏都，即最早形成聚落的夏后氏族的夏邑； 按照历史地理定位法认为，淮沂流域，蒙羽地区，应该是夏后氏族聚居之地，必定是夏文化发源之地；按照逻辑推理法认为，大禹若是传说中的西羌“汶川石纽人”、南方“会稽人”， 尧帝、舜帝会让一个根本不熟悉东方水漶、不了解东方山川地理、不熟悉东方风土民情的外地水利专家来东方治水吗？当时的交通与环境条件允许吗？大禹如何来东夷？舜帝会把大权交给一个外地人吗？大禹和舜帝一样，都是“东夷之人”。因此才能治水成功，才能在鄅国创建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才能成为帝王。

 三是，按照夏文化考古研究要求，集中解决难点、重点、焦点等问题。研究考证夏文化源头，最大难点是虞朝的舜帝和夏朝缔造者大禹，以及协助大禹治水的伯益等；重点是大禹父亲鲧和大禹之子启；“鄅国遗址”是焦点。虞夏时期的历史地理坐标体系与历史人文坐标体系相互关联，以“二重证”法则会全面揭开真正夏文化源头神秘面纱。

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仍有不少专家学者不知道舜帝是哪里人？不知道鲧、禹父子生卒地在哪里？不知道舜殛鲧的羽山在哪里？不知道鲧、禹父子治水主战场和东方主要泄洪点在哪里？不知道同禹子启争权的伯益是哪里人？不知道太康失国、少康复国时的夏都在哪里？不知道有夏氏、有仍氏、有穷氏、有鬲氏、有扈氏、涂山氏、薄姑氏、斟寻氏、斟灌氏、鄪氏等夏朝部落方国在哪里？不知道太康五兄弟悲歌的洛汭与潍水在哪里？不知道“禹封泰山，禅会稽”、“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禹会诸侯”的会稽山在哪里？因此怀疑真古，相信假古。只有彻底解决上述问题，才能真正破解所有难点、重点、焦点，才会使考证临沂鄅国遗址是夏朝首个国都所在地取得重大突破。

                                   三、利用历史地理坐标体系研究考证夏朝位置范围和夏朝权力中心

自伏羲时代开始的中国七千年历史长河已经淹没许多人文遗迹和无数文献史料。商朝之前是否有夏朝？作为信史的《史记》早有定论。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不仅记载夏王朝世系传承，而且还讲述夏王朝盛衰兴亡。近现代以来，由于受“疑古派”观点影响，一些专家学者对夏朝信史地位曾产生过怀疑，甚至把夏朝划归“传说时代”。殷墟甲骨文在恢复夏朝信史地位方面发挥独特作用。1899年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既为中国年代学研究提供新的重要史料来源，又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展示广阔前景。

王国维利用甲骨文记载，研究《史记·殷本纪》中关于商朝建国之前的“先公先王”，得出殷商“先公先王”乃夏朝“先公先王”的结论，从而印证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不是虚构。通过研究《史记》认为，司马迁是伟大历史学家、文学家，但不是真正的历史地理学家。之所以这样评论司马迁，有三条事例为证。一是，司马迁根本不知道大禹治水主战场“四渎”之“首渎”，即“东为江”是哪条河流。“东为江”不是指长江，而是指上古东夷境內“鄅国”东临的“沂水”，现在称“沂河”，位于临沂城东。因为司马迁和后来大多数历史学家不知道“沂水”是“江”，所以导致出现许多对古代历史地理的误释误判；二是，司马迁根本不知道东夷境内有也有“河洛”。黃河曾经无数次经过东夷流入东海，此说不是指现在已同济水合流入海的济南北面的黃河，而是指上古至明清时经原东夷即今鲁南苏北流入东海的黃河。原上古东夷境內有两条洛水，一条是今临沂城北的洛水，早就改称“祊河” ［7］。一条是今莒县源自洛山的洛水，至今仍称洛水。司马迁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司马迁所说的“河洛”，是指中原的“河洛”。 但今天的“洛水”在公元220年前称这个“雒水”； 三是，司马迁根本不知道舜殛鲧于“羽山”的“羽山”和“禹封泰山，禅会稽”、“禹会诸侯于会稽”“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的“会稽山”在哪里。“羽山”在临沂临沭县和连云港东海县交界处。上述三处“会稽”，皆是同一座“会稽山”，在日照市（原属临沂）东港区两城短镇西，即沂蒙山脉最东端。更大笑话是，司马迁早年曾到长江之南的会稽（ 今绍兴）去探禹迹。试问四千年前，大禹封泰山之后，怎么可能去数千里之外的南方去禅会稽？大禹会诸侯于会稽，大禹去东面巡狩时的崩地会稽，怎么可能是南方的会稽？

王国维先生针对司马迁观点，提出迥然不同的主张。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称：“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皞之虚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逐鹿之阿，少皞与颛顼之虚皆在鲁卫，帝喾居毫。惟史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与古帝宅京之处不同。然陶号陶唐氏而在定之成阳，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封于梁国之虞县。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盖洪水之灾，兖州当其下游，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也。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其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迁，不出邦畿千里之内。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于西土。”王国维的“上古帝王之都皆在东方”观点和司马迁“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究竟谁的观点符合上古历史事实呢？

清末考古发掘商代殷墟时才发现甲骨文，因此说西汉时的司马迁根本不会知道甲骨文里承载的上古历史方面信息。王国维先生通过破译甲骨文和对照文献史料，从中获得“上古帝王之都皆在东方”证据。仅从考古学角度说，王国维先生得出的结论、提出的观点，完全符合“二重证”的考古学要求，因此说王国维先生观点是正确的。

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李学勤《女娲传说与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称：“从晚清到民国出现了疑古思想，从信古、疑古到释古、考古是个过程。古史里有神话，神话里有史实的因素。人类始祖伏羲、女娲、燧人氏、神农、炎帝及与之相关的创世主盘古和蚩尤，都起源于蒙山太平顶前的汶泗上源、雷泽一带和沂沭流域。”李学勤针对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在《夏商周与山东》一文中说:“这种观点在中国的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影响了相当长的时期。但是，今天看来，这种观点须要重新讨论。……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夏朝是否仅仅局限在黄河的西部，即豫西地区，夏朝是否与黄河的下游，即山东地区有关系？……除豫西地区是夏朝的活动中心外，山东也是夏朝活动比较多的地区。夏朝的统治区域是相当宽广的，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只有豫西晋南这一小垅。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有穷氏、寒浞氏、有鬲氏、斟灌氏、有仍氏等等夏的属国都在山东。……就夏代而言，完全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在东方的山东地区有一支夏代的文化，这支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夏朝的范围之内。所以上面提到的故事，不仅发生在河南，也发生在山东。……豫西地区的夏与山东地区的夷人一定存在着关系……夏朝应包括夷人区域……夏朝的统治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夷人的统治基础之上，鲁西至潍坊一带是夏朝的重要地区。……夏朝不是一个夷夏东西的问题，而是夷本身就在夏朝的范围之内。”［8］

李学勤观点和王国维观点如出一辙。二人观点为夏文化源头所在在地地在东夷，即山东指明方向。应该引起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们认真反思与警醒，必须迷途知返，彻底转变探索夏文化源头的观念与思路，尤其是要把寻觅夏文化源头目光与注意力从中原转向东夷即山东。说白了就是要把寻找夏文化源头的田野考古主战场从“豫西河洛”转向“鲁南苏北”，主要是蒙山之阳的汶泗、沂沭流域。

杨向奎《夏氏族起源于东方考》提出“夏后氏族源于东方的观点”，并对当时夏代部落方国和地望，如有仍氏、有鬲氏、斟灌氏、斟寻氏、有穷氏、鉏、寒、过、戈、虞、纶等逐一作了详考。认为“这些夏代部落方国与地理都在河济、汶泗、沂沭流域，为夏禹至少康皆居东夷海岱提供理论支撑。”高广仁、邵望平《海岱文化对中华古代文明形成的贡献》称：“当公元前三千年的前期，大汶口文化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状况，在黄河、长江两河流域诸文化大系中居于领先地位。进入龙山文化时期，各史前文化都得到迅速发展。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中说：‘如果说它（指仰韶文化）的前期是母系氏族制，它的后期也只能还是母系氏族制。一直落后于东方。’”石兴邦《山东地区史前考古方面的有关问题》称:“考古材料所反映的物质文化特点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东方比西方高，工艺技术较中原地区发达。中原地区早期文明社会中渗透了很多东方文化因素，在山东地区解决中国国家早期构成形态是很有希望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傅斯年先生《夷夏东西说》称：“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9］“夷夏东西说”错误观点导致后来考古学家在“西部考夏墟”，历史学家在“西部研夏史”。经过近百年大量文献研究和考古发掘证明，“夷夏东西说”严重误导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对夏代史研究和考古发掘。夏朝在东夷已无异议，但夏朝究竟处于哪个地理位置呢？

首先应该清楚夏朝范围有多大？《孟子·万章下》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是说上古时，天子即“王”的疆域面积方一千里，就是长与宽各一千里；公侯占地范围长与宽各百里；伯占地范围长与宽各七十里；子、男占地范围长与宽各五十里。因此认为，夏朝的国土面积则南北长与东西宽各一千里。当代人们不要把四千年的夏朝幻想的那么大。四千年前的那场大洪水，主要发生地在东夷，领导治水者是舜帝，执行者是鲧、禹父子。大禹治水范围可以从东夷“四渎”扩大至整个神州大地。《史记·夏本纪》称：“淮、沂其治，蒙、羽其蓺。”即可断定，当年鲧、禹父子治水主战场是淮、沂为重点的东夷“四渎”流域。因此推断，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也在东夷“四渎”流域，大禹创建的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也在东夷“四渎”流域，夏王朝怎么会跑到二千里之外的豫西河洛去呢？

如何知道夏王朝确切地理位置呢？《尚书中候》称：“天乙在亳，诸邻国襁负归德，东观乎洛。”［10］是说商王天乙即商汤在商都“亳”，相邻的一些诸侯佩服商王有德，皆归属商。商都“亳”东边有“洛水”，即夏后之国。东方夏朝境内有两条“洛水”：一条是由西向东在鄅国前面流入沂水的洛水，后称“祊河”；二是莒国出自洛山的洛水；两条洛水皆在商都“亳”东面。《墨子·非攻下》称：“遝至乎夏王桀，……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降）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是说商汤东征讨伐夏王桀时，首先攻陷夏都城的西北角。证明夏墟在商都以东，即有洛水、沂水、羽山、会稽山的鄅国即今临沂。夏墟（临沂）作为夏朝的权力中心，在兖州、徐州、青州三州之间，恰巧方千里。

                                             四、利用历史人文坐标体系研究考证虞夏主要人物和夏文化源头所在地

著名历史学家李继生《三皇五帝及三代之祖探源》认为：“三皇五帝及夏商周三代之祖，盖源于泰山、蒙山前的古雷泽一带和古冀州汶泗流域。这里既是三皇五帝活动中心，又是三代之祖原始居地，也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发源地，还是华夏文明发祥地。”［11］实际上华夏和东夷互融并存于东方。沒有东夷，何来华夏？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是东夷人，中华文明奠基者、开拓者，即三皇五帝及夏商周始祖,即“三王”皆诞生于东夷，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治水在东夷,中国大多数姓氏源于东夷,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在东夷。因此决定了中华文明源头在东夷。《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及鲧、禹，都是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因此，黄帝、颛顼后裔鲧、禹父子，必定是华夏与东夷的主宰。

1、人文始祖伏羲。著名历史学家王献堂《炎黄氏族文化考》称：“伏羲之东方民族，原始不发源于洼之濮阳，而必别为高耸之地可避水灾者。”［12］王献堂认为，伏羲出生在泗水县泉林华村(华胥山)一带。《沂州府志》记载，古鄪（音毕）国南武城（今平邑县）有“雷泽湖”，也称“漏泽湖”，还有“颛臾国”。“颛臾王”风姓，乃伏羲后裔。本课题组成员张维宝先生于2015年在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上发表《伏羲生于蒙山雷泽湖》文章，考证中华人文始祖、三皇之首伏羲是东夷人，即今临沂人。因此说，只有临沂，才最有资格称“羲皇故里”。

伏羲伟大功绩与贡献是发明八卦与建立王权，奠定中华文明之基。张维宝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和实地考证认为，临沂平邑县和济宁泗水县完全具备伏羲出生地所要求的三个基本条件：“震”、“雷泽”、“成纪”。因此得出“伏羲出自蒙山之阳雷泽湖华胥国”结论。《易》称：“帝出乎震。生伏羲于成纪。”《史记》称伏牺，又称青帝，是中国上古时期最早的“王”。王符（公元85-163年）《潜夫论·五德志》称：“大人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西晋皇甫谧（公元215-282年）《帝王世系》称：“太昊帝、庖牺氏，风姓、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雷泽，华胥以足履之生伏羲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

关于“震”，《五行大义》称：“《易》曰帝出乎震。此盖人帝之始，始于伏羲，五行之次以木为先，四时相易，以春为首。故伏羲为五帝之先也。”《易》称：“帝出乎震，震木，东方主春，象曰之明，故曰太昊，画八卦为网罟。”震为东方，伏羲帝出生于东方。《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为八方。乾西北为金，坎北为水，艮东北为土，震正东为木，巽东南为木，离正南为火，坤西南为土，兑正西为金。按八卦方位，震为东为木，东方是日出方位，因此称伏羲为太昊。

关于“雷泽”，东汉王符《潜夫论·五德志》称：“大人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雷泽”为湖池，《集解》引郑玄注为“兖州泽”，在东方兖州。说明伏羲出生地在兖州雷泽湖，伏羲画八卦在兖州。清张鹏翮《治河全书》中有泗水县“雷泽湖”图。雷泽湖在今山东省泗水县、平邑县、新泰市交界处。清代刘宝鼎《费邑古迹考》记载：“雷泽湖，即漏泽湖，湖在县西北四十公里临泗境，泽南畔有明史碑，题曰雷泽湖。”证明“雷泽”在蒙山区域之中。《沂州府志》记载，古费国南武城（今平邑县）有“雷泽湖”，也称“漏泽湖”。古雷泽湖地理位置在今临沂、济宁交界处的蒙山一带。

关于“成纪”，《帝王世系》称：“太昊帝，庖栖氏，……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左传》称：“隐公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来，以成纪好也。”是说周初诸侯“成国”和“纪国”交好。“成纪”是二国简称。“成”亦作“郕”，春秋时属鲁。杜预注：“成，鲁地，在泰山巨平县东南”。故址约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小汶河附近。关于成国来历，《史记·管蔡世家》称：“武王同母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武王已克殷纣，封功臣皆弟，于是……封叔武于成……”“成”是周文王第七子叔武的封国。据《宁阳县志》载：“成，鲁地在宁阳县城东北45公里。”成国地处蒙山“雷泽湖”西岸。成国在历史上时间不长，后被齐国吞并；关于“纪国”，姜姓，侯爵，西周初诸侯国之一。《通志都邑略·周诸侯都》称：“纪都迁于剧，剧在青邱临朐县，寿光《地括志》，故剧城，在青州南31里，故纪国城也。”《春秋公羊传》载：“纪侯大去其国。大去者何？灭也。”公元前690年，纪国被齐国吞并。2012年1月24日，在临沂沂水县“纪王崮”顶上考古发掘，挖出春秋古墓，墓主纪王。此乃伏羲生于“成纪”的铁证。今甘肃天水“成纪县”，是当年伏羲后裔西迁，“名隨族迁”所致。

中原、西北皆不具备伏羲诞生地“三要素”。王献堂先生认为：“伏羲……必别为高耸之地可避水灾者。”因此，伏羲生于临沂蒙山雷泽湖华胥国，成为人们的共识。究竟哪里是“羲皇故里”？不言而喻。东夷有“华”（华胥氏、华胥山、华胥国），有“夏”（夏后氏、夏朝、夏墟），因此称为“华夏”。“夷夏东西说”应该改称“华夏东夷说”，或“华夏海岱说”。太昊伏羲是公认的中华人文始祖，认定中华文明史的起始时间，就应该从人文始祖伏羲时代算起。东夷领袖伏羲为代表的古代人类，最早开始使用“火”，最早实行“婚姻制度”。因此率先进化为具有人伦与智慧的先进人类。伏羲发明“八卦”即“天道”，发明“封禅”即“信仰”，创建“城市”即“囯家”，发明“丝绸”即“养蚕术”，发明“青铜器”即“冶金术”，创造“文字”即“契刻符号”。证明东夷族是最早就具有文明基因的先民，证明东夷海岱是最早出现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八卦”、“封禅”、“城市”、“丝绸”、“青铜器”、“文字”， 此“六条文明标准”，比西方人提出的“文明三标准”内涵深，层位高，尤其是非常符合中华文明进步实际情况。可谓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西方人提出的“文明三标准” ，根本不能全面反映作为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建议，应该以新的“六条文明标准”作为衡量标准，重新界定中华文明史。中华文明史不是过去所说的五千多年，而是上下七千年！唯有中国，堪称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首！唯有中国，堪称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沒有间断过历史的国家。

2、五帝之首黄帝。《竹书纪年》称：“黄帝生于寿丘。”［14］《史记·五帝本纪》正义称:“黄帝轩辕氏生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黄帝初都穷桑，后徙曲阜。”［15］《炎黄汇典》中《竹书纪年统笺》记载：“黄帝轩辕氏，五十七年秋，七月庚申，凤鸟至，帝祭于洛水。”［16］黄帝五十七年是癸未年（公元前3518年），癸未年秋七月的干支是庚申。穷桑、曲阜皆在东夷，黄帝的“帝都”在东夷。“帝祭于洛水”，不是到西方的“雒阳”、“雒水”（公元220年后，曹魏改为今“洛阳”、“洛水”），而是东夷蒙山前面鄅国境内流入“东为江”即沂水的“洛水”，今称“祊河”(临沂城北) ［17］，或古莒国（今莒县）的“洛水”。因为穷桑在“洛水”以东，曲阜在“洛水”以西，完全符合上古历史地理实际。此乃黄帝诞生地、建都之地的唯一记载。而中原地区，既无黄帝出生之地与建都之地，又无黄帝时期大汶口文化遗址，只有后人在陕西建的“黄帝陵”。当年汉武帝曾询问过“黄帝陵”真伪，大臣说:“衣冠塚也。”［18］说明该黄帝陵不是黄帝的真正陵墓，说黄帝是中原人站不住脚。黄帝和炎帝战于版泉（临沂莒南县有板泉鎮），黄帝与蚩尤大战涿鹿，皆在东夷即今鲁南苏北地区。

3、东夷之人舜帝。《孟子·离娄下》称：“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19］《史记·五帝本纪》称：“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做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20］著名历史学家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称：“诸冯（舜出生地）其义为邾风，……而此地又有舜耕之历山。山东诸城、菏泽二地，均无历山之名。山西垣曲县虽有诸冯、历山之名，但和东夷之说不合，可见舜出生地必为山东平邑县之诸冯无疑。”（19）据（临沂）《沂州志》、《费县县志》、《平邑县志》等记载，古鄪国（包括今临沂费县、平邑和济宁泗水县）有诸冯、历山、雷泽、河滨、寿丘等遗址，古鄅国（今临沂）有舜水河、舜过城、舜歌城等遗址，形成“舜是东夷人”即今临沂人的系统完整的证据链。

如今舜帝出生地即临沂平邑县诸冯村的“舜帝研究”走在前面，附近的“舜帝庙村”已对外开放；《孟子》、《檀子》、《山海经》等典籍里都有“舜为教乎九夷江南巡狩”时，“舜崩苍梧”、“葬于九嶷”、“卒于鸣条”之记载。王应麟《困学纪闻》称：“苍梧山在海州界，即今连云港市云台山。”［21］据考证，连云港市海州区云台山区之苍梧山顶的“大王坟”，就是“舜王墓”。苍梧山、九嶷山、鸣条，皆在今连云港海州区云台山；关于舜“迁于负夏”，“负夏”同“负山”、“负海”字义一样，负是多的意思。东夷以夏后氏族为最盛，如有仍氏、有穷氏、有扈氏、斟寻氏、斟灌氏等夏代部落方国，号称“诸夏”，音转，即“负夏”。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称：“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盖洪水之灾，兖州当其下游，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也。”文献和实证都证明：舜生地、卒地、帝都等皆在东夷，即今鲁南临沂和苏北连云港。舜帝不但同中原地区不沾边，而且同湖南永州“九嶷”传说更不沾边。试想在上古时代，舜去蛮荒之地湖南永州，需要跨过长江，当时有飞机、高铁、火车、轮船吗？舜逝于湖南“九嶷”，全是后人附会。时至今日，应该赋予“舜为教乎九夷江南巡狩”即湖南永州“九嶷”传说一个真正说法，以证视听。

只要知道真正的“江南”在哪里，就会知道舜帝到哪里巡狩，在哪崩葬？上面已经讲过，“四渎”的“东为江”专指沂水，不是长江，所谓“江南”是指沂水之南。有《沂州府志》、《临沂县志》中有“江南”二字多处，狭义上是指沂水之南，广义上泛指沂州府即今临沂之南，即今苏北之地。上面已经讲过，“舜为教乎九夷，江南巡狩”，是指舜帝到沂水之南的苍梧、鸣条之地巡狩时，“崩于苍梧”、“葬于九嶷”、“卒于鸣条”。王应麟《困学纪闻》称：“苍梧山在海州界，即今连云港市云台山。”连云港市云台山也称鸣条。舜崩于“江南”即今湖南永州“九嶷”传说，以及舜的二位爱妃娥皇、女英数千里寻夫的凄美感人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言而喻。

当年尧帝为考察舜之德，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舜不负众望，把黃帝创立，颛顼、帝喾、尧帝延续的华族基业发扬光大，尤其是领导治水大获全胜。尧帝禅位于舜帝后，舜帝把华族、夏族、东夷族团结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开创辉煌的虞舜时代。后来舜帝禅位于治水建功的夏后氏族首领大禹。

4、治水首领鲧禹父子。 鲧、禹父子以治水著称。《国语·周语》称鲧为“崇伯”、“崇鲧”、“夏祖”。《史记·夏本纪》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禹名文命，字高密，称“夏禹”。关于鲧、禹父子传说，有“中原说”、“东夷说”、“西羌说”（即“蜀西说”）、“会稽说”。这些传说，只有“东夷说”最靠谱。“崇”的地望，众说纷纭。三国时韦昭《国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三国时韦昭认为，“崇”即“嵩山”，因此认为鲧的封地在豫西即中原。因为韦昭注释错误，导致产生“中原说”。如何证明韦昭注释错误呢？尧帝封的“崇国”，即鲧封地。崇国在今泗水县北。王献唐先生《炎黄氏族文化考》引王子襄先生《泗志钩沉》称：“《寰宇记》：坨城，古崇国，在泗上，今治东北四十里有崇邑，西有城子顶，既坨城古址。”

《泗水县地名志》古国条载：“崇国为古代方国。……崇邑即今华村镇大崇义村，坨城即今城子顶村。”据历史研究专家卞玉山先生考证，古崇国遗址在泗水县城东13公里处的泗河北岸，东南方不远处就是鲧父卞明的卞国遗址。该遗址在华村镇城子顶村的高台……鲧是卞（弁）明之子，姬姓。而鲧父卞明则是颛顼帝的五世孙。”《孟子·公孙丑下》称：“曰：非也，于崇，吾得见王……”大意是孟子对公孙丑说：“不是不接受俸禄，而是我在崇地见到齐王。”说明春秋战国时“崇”地在齐国，可能是崇国后来东迁齐地，在沂蒙山东北部。还有史料称，鲧出生地是“狄”“砥”，皆同“崇’。 但崇国一直在东夷，充分证明鲧、禹父子都是东夷人。

《帝王世纪》称：“（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生颛顼于若水，…始都穷桑，后徙商丘。”［22］吕思勉、王献唐先生考“若水”即流经曲阜的古泗水。因此学术界普遍认同颛顼帝是东夷人，且生于泗水之畔。《世本》称：“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证明颛顼帝、鲧、禹都是东夷人。鲧在东夷治水，以失败告终。《史记·夏本纪》称：“舜巡狩，行视之治水无状，殛鲧于羽山以死。”“羽山”在今临沂临沭县和连云港东海县交界处。鲧的封国，鲧的卒地，皆在东夷。而中原地区，一无颛顼帝出生地记载，二无卞明国记载，三无崇国记载，尤其是没有同大禹治水和建立夏朝有关的证据。因此“中原说”占不住脚。

大禹最大功绩是治水成功。当年东夷洪水泛滥，成为“泽国”。鲧被“殛”后，舜令鲧之子禹继续治水。禹用“导泄”法使滔滔洪水流入东海，治水十三年成功。《史记·殷本纪》引《汤》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23］是说东夷治水时，大禹、皋陶功劳最大。“四渎”是指流入东海的四条河流，即江、济、河、淮。石泉先生《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说：“根据大量古文献记载考证，古代之‘江’并非今之长江，而是山东东部由北向南、蜿蜒入海的沂河。”“东为江”的沂水和沭水，即沂河和沭河，“两河流域”文明，伏羲为开端，虞舜夏禹为里程碑，历经沧桑，谱写辉煌篇章。

《尚书·禹贡》称：“淮沂其乂，蒙羽其艺。”［24］说明淮沂流域和蒙羽地区既是大禹治水的重点区域，又是大禹建功立业之地。舜禅位于禹后，大禹在沂水之畔的封地“夏”建立夏王朝，然后平水土，分九州，创律法，铸九鼎，创基业。《禹贡》称大禹定九州：冀州、青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豫州。夏代的夏历，非常适用于鲁南、苏北地区实际情况，证明东夷“两河流域”是夏文化源头所在地。  

《史记·封禅书》称:“……禹封泰山，禅会稽……”上古帝王伏羲氏、神农氏、炎帝等皆封泰山，禅梁甫。唯独大禹“禅会稽”（山） 。《史记·夏本纪》称:“十年，帝禹东巡守，至于会稽而崩。”《墨子·节葬下》称:“禹东教乎九夷，道死会稽之山。”经考证，禹会诸侯的会稽山，禹禅会稽的会稽山，帝禹至于会稽而崩的会稽山，都是同一座会稽山。这座会稽山就在沂蒙山脉最东端的东海，即今黄海岸边，即今日照市两城镇西边。而泰山、沂蒙山文化圈中，只有这一座山叫会稽山。《山东历史地图》、《沂州府志》之《沂州府地與全图》中，都有明显标注的“会稽山”位置。长期以来，不少史料称“禹会诸侯之会稽山，在浙江绍兴。”唯有《淮南子·汜论训》和近代杨向奎先生称“禹会诸侯之会稽山在今山东省境内。”试想，当年交通条件极端落后情形下，“禹封泰山”后，再到两千里之外，有长江天堑阻隔的江南蛮夷之地“禅会稽”、“会诸侯”？完全不可能！《史记·秦本纪》称，秦始皇曾五次出巡，其中三次东巡琅琊郡,到会稽山。从秦始皇东巡时间上判断，秦始皇根本不可能到过浙江绍兴，而是到的琅琊郡会稽山。此前，浙江绍兴有茅山，后来改茅山为会稽山。绍兴会稽山是何来历呢？

大禹建夏后，把无余封在“越”地，即今日照（原属琅琊）会稽山一带，称“越国”。历经夏、商、周，上古三代皆有礼敬前朝先贤的传统。商王不可能灭掉琅琊会稽山的大禹后裔即“越国”；当年周成王东征灭“奄”时，曾灭掉奄国在内的50余国；春秋初,齐桓公灭掉郯国在内的30余国。不知何时，琅琊会稽山的越人避难南迁，至蛮夷之地，即今浙江绍兴。《沂州府志》记载，蒙山余脉会稽山曾称茅山、苗山、涂山。从北方会稽山南迁的大禹后人，为纪念在会稽山即茅山而崩的祖先大禹， “名随族迁”，在迁移之地便附会“茅山”。秦始皇东巡后，南迁的大禹后人把茅山改称会稽山。东汉时的《越绝书》记载，公元前473年，越王句践灭吴后，横行江淮，行霸琅琊，句践把越国国都从南方会稽迁至北琅琊会稽，治所莒国（今莒县）。按道理说，句践灭吴后应该把吴都“姑苏”城作为越都，但句践却迁都琅琊会稽山。为何句践弃姑苏而选琅琊呢？原因是琅琊会稽山曾是夏禹封的越国。句践作为大禹后人和越国君主，理应回归故土，于是句践重返原夏代越国会稽山。南北两个会稽山，究竟哪个是正宗会稽山呢？

有关文献说，“九夷”常出亊，“禹东教乎九夷”，“帝禹东巡守，至于会稽而崩”（《史记·夏本纪》）。证明会稽山在东夷，根本不在浙江绍兴。日照会稽山不仅为长期被误导的夏代史翻案，而且为夏代史研究拨云睹日。南北真假“会稽山”揭晓，东西真假“夏都”也该大白于天下。“帝禹东巡守”，夏都即“夏墟”必定在会稽山以西沂水之畔的原“康王城遗址”和“鄅国遗址”。

5、承上启下的夏王启。今本《竹书纪年》称：“帝启……即位于夏邑。”禹崩后，伯益与启争权，被启杀之。有关史料称：禹年老时，推荐伯益作为继承人。但禹崩后，禹子启却兴兵杀死伯益，继承王位，从此“家天下”。《左传》襄公四年与哀公元年记载“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寒浞篡政，少康复国”的历史。据考证，“夏邑”就是今临沂城北鄅古城村的原“鄅国遗址”。关于少康“迁原”之说，潍坊临朐县历史上有原县，少康迁的是临朐之“原”，还是迁的河南济源之“原”？王国维先生称：“商朝五次迁都，皆不出邦畿千里之内 。”夏代迁都也会“不出邦畿千里之内 ”。少康“迁原”应该是迁回原国都“夏邑”，根本沒有理由迁往千多里之外的豫西济源。河南“二里头遗址”的碳14测定，最早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左右，比夏王朝建立的公元前2070年晚170年，恰是太康失国至少康复国这段历史。虽然比较符合这个时间段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但“二里头遗址”绝对不是真正的夏都。因为“二里头遗址”周围，既沒有夏代的人文条件，又缺少夏代历史地理环境。夏王禹、启至桀的都邑，皆在蒙山之阳的东夷海岱地区。

6、协助大禹治水功臣伯益。大禹治水时杰出人物，除了皋陶、四岳、奚仲等外，就是“大鄪”伯益。《尚书·大禹谟》记载，伯益有提倡德治、抚顺四夷的政见言论；《墨子·尚贤》称：“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大禹治水时，伯益负责记录山川林泽，伯益是“凿井”发明者，是《山海经》作者。伯益封地“鄪”国，即今临沂费县上冶镇。南开大学教授王玉哲《中华远古史》说：“赢姓诸候如奄、郯、徐、费、莒、黄、江、终、黎氏、菟氏等，都分布在山东南部，充分证明奄、郯、徐莒、费、禹等古国都在山东蒙山的山脉中。”伯益是赢、徐、黄、葛等不少姓氏的始祖。《山海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东南海之外，泔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曰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方浴日于甘渊。”。日照天台山中的旸谷、甘渊，是东夷祖先羲和祭祀太阳神之地，是东方太阳崇拜和太阳文化发源地，是启东征有扈氏之地，是伯益葬身之地。伯益封国“鄪”、卒地天台山，皆离夏都较近，皆在今临沂与日照。伯益及封地“鄪”国，是夏文化源头在东夷海岱地区的重要佐证。

                                         五、临沂鄅国故城遗址符合夏文化源头所在地考古学要求与条件

大量文献史料和许多历史事实皆能证明，大禹建立的夏王朝的国都，即“夏墟”根本不可能在东夷海岱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临沂县志》称：“县境在虞夏时属徐州，周属青州，有鄅、鄫（缯）二囯，后均入鲁。……啟阳即开阳。”就是说，临沂县最早的历史在虞舜、夏禹时期，当时境内有鄅囯、鄫囯两个封囯，后来春秋时分别被邾囯、莒囯所灭，两国土地均被鲁囯吞并。《临沂县志》记载，有舜歌城、舜过城、舜水河、禹王城、康王城、古鄅国故城等遗址；《费县县志》记载，有鄪国、雷泽湖、颛臾国等遗址。上述遗址与古迹，皆同虞舜、夏禹有关联，既证明临沂历史悠久、古老沧桑、地灵人杰、文化灿烂，又彰显临沂最具有历史学、考古学价值内涵，最有希望成为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首个国都，即夏文化源头所在地。利用文献和文物予以实证，即“二重证法”认定夏文化源头所在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作为夏文化源头必须具有显著城市特征。位于临沂城北、沂河西岸“鄅古城村”的“鄅国故城遗址”，地处平原地带，尚存南北方向的一些夯土墙基和护城河遗迹。传说村南的“林子”是“鄅子”墓地。西邻“夏村”的夏姓居民和附近涂姓居民，皆称“自己是大禹的后代。”“鄅国故城遗址”、 “夏村”、“ 是大禹的后代”，寓意深刻，不可能是巧合，而是历史事实。“鄅国故城遗址”上有一座石碑碑文称：“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鄅国故城遗址，山东省人民政府，1992年6月公布，临沂市人民政府立。”反面碑文称：“鄅国是周代初期(约前11世纪)‘大封诸侯’时的封国之一,距今三千余年历史。《春秋》昭公十八年有‘邾人入鄅’的记载。该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尚存部分城基,采集有龙山文化石斧、黑陶器盖、罐口、周代灰陶罐、汉代铁锛等遗物,在我市历史上是见于文字记载中最早的国家。”

鄅国故城遗址依山（近有茶山，远有蒙山）蹬水（沂水），地处冲积平原，藏风聚气，堪称风水宝地。这是上古时临沂先民选择在此处建立“最早的国家”的主要原因。在鄅国故诚遗址上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文物，证明这里是夏朝首个国都的可能性。“鄅国”，究竟是周初“大封诸侯”时的封国之一？还是夏、商时就有的“最早的国家” 呢？周武王伐纣灭商后，根据礼敬前朝先贤的传统习俗，周天子有可能在东夷封一个大禹后裔于鄅国，为子爵，称鄅子。如果鄅国是周初封的诸侯国，则在历史上仅存521年。春秋末，鄅国被邾国灭亡，鄅国国土被鲁国吞并；《荀子·儒效篇》记载，西周初期共封建71个诸侯国，其中姬姓国53个。四等子爵级的鄅国，不可能是周初封的以姜子牙为首的18个外姓诸侯国之一。鄅国可能在夏、商时就存在。否则，周天子怎么会知道这里有夏禹后裔呢？《临沂县志》称：“县境在虞夏时……有鄅、鄫（缯）二囯，后均入鲁。……啟阳即开阳。”因此判定，鄅国是夏或商时就有的古国。

鄅国是妘姓国，妘姓是祝融氏八姓之一。鄅国遗址碑文记载的“邾人入鄅”，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25年(春秋鲁昭公十八年)夏，鄅子出城到籍田督促种稻，邾人羊罗乘机攻袭鄅国，把鄅囯宫内珍宝洗劫一空，掳走鄅子夫人、女儿和众多男女。翌年，宋国伐邾，邾国被迫归还全部鄅俘。不久鄅国被邾国灭亡。《临沂县志》称：“哀公二年（公元前492年）,伐邾,取沂西田,即鄅旧疆。三年,城启阳,明非故国。杜注皆曰开阳县,已混为一。《水经注》不知有鄅,误以开阳当之。《寰宇记》不知今治为开阳,又以鄅当之。鄅在祊（河）北,开阳在南,郦氏魏人,宜知汉故,为可据也。”以禹子启名字命名的“启阳”，西汉时为避汉景帝刘启名讳，更名为“开阳”，即后来琅琊国治所（今临沂城）。“城启阳,明非故国”，是说鄅国被邾国灭亡后，同鄅国一河（祊河）相隔的南面“城启阳”，不属于厡来的鄅国。“城启阳”不仅具备城市特征，而且就是夏代的都城——“阳城”。

二是，作为夏文化源头必须具有文字。日照市（原属临沂）天台天上的旸谷，是上古以来的祭天祀日场所，因此留下有关祭祀的不少摩崖石刻。摩崖石刻上有文字，但字形抽象，仿佛甲骨文。第一块摩崖石刻文字被人释为“天凶林山吉”；第二块摩崖石刻文字被人释为“日月吉凶”。这些古文字和附近莒县凌阳河的陶符文字，即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都是夏商之前的古文字。联想到商代第20位商王“盘庚迁殷”，盘庚从商代第五个商都“奄”（位于蒙山之南）迁到“北蒙”，［25］即今安阳殷墟。安阳殷墟的甲骨文是从哪里来的？文字不是一日之功，安阳殷墟的甲骨文是“盘庚迁殷”时从“奄都”，即东夷海岱（今山东）带过去的。可以说甲骨文是东夷族发明创造的，甲骨文发源地是东夷海岱。甲骨文始于夏，兴于商。上世纪末，山东大学美朮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教授在潍坊地区进行田野考古时，发现一种刻于牛骨上的古文字。刘凤君教授经过长期研究考证后认为，这种古文字是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于是命名“骨刻文”。潍坊“骨刻文”和日照古天台山上摩崖石刻上的文字异曲同工。不少专家学者认为，“骨刻文”是甲骨文之父，因此称刘凤君先生是“当代王懿荣”。夏域范围内的三处古文字，证明东夷海岱作为夏文化源头所在地，名副其实。

三是，作为夏文化源头必须具有龙山文化时期代表性文物。虽然尚未对临沂的鄅国故城遗址、启阳城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发掘，但是已经在鄅国故城遗址上发现龙山文化时期不少文物，如石斧、黑陶器盖、罐口等。若是对鄅国故城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可能会发现“蛋壳陶”即龙山文化时期代表性文物。届时隐藏在鄅国故城遗址文物里面的上古三代历史信息，将不再是秘密。不少专家学者研究认为，鄅国故城遗址就是夏代都城。鄅国故城遗址究竟是不是“夏都”，即夏文化源头？必须由田野考古成果证明。

附录：

［1］雍正时期沂州知府编篡。

［2］《复旦学报》2002年1期。

因文献典籍皆在临沂，故未加注释。

                                              2023年2月

聂邦瑞简介：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工商管理硕士、书画评论家、“两晋文化研究专家”（《人民日报》2017年5月12日第6版报道）；《羲之书画报》原创报社长总编、临沂市王羲之研究会原创会会长；非遗《王羲之传说》代表性传承人；长篇历史小说《书圣王羲之》（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者；电影《智取兰亭序》编剧、出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与博物馆专业高研班（三年）深造，主要论文《论大禹治水主要对象“四渎”与夏朝人文地望都邑皆在东夷》。